在这次重要的作证之后，法庭休会片刻，当全体法官返回座位时，爱德梅又被带到庭上。她脸色苍白，虚弱不堪，勉强能困难地走到给她准备的扶手椅前，可她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无比的镇定。

“对于即将向您提出的问题，您自信能平心静气、毫不含糊地回答吗？”庭长问道。

“我希望能够这样，先生，”她回答。“不错，我大病初愈，恢复记忆力才没有几天；但我相信完全复原了，我的头脑并不感到混乱。”

“您的姓名？”

“索朗日—爱德蒙德?德?莫普拉，”她说，又轻声补了一句：“爱德梅?西尔维斯特里斯。”

我心头一颤。她说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时，眼神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我以为她就要进一步说胡话。我的律师也吃了一惊，带着大惑不解的神态望着我。爱德梅在发病初期和后期已养成经常复述这两个字的习惯，可除我以外没有人懂得这个名字的意义。幸亏，这是她的官能的最后一次失调。她摇了摇美丽的头，像要驱散一些纠缠不休的思想；庭长要她对这两个难以理解的字作出说明，她既和蔼又端庄地答道：

“没什么，先生；请继续提问。”

“您的年龄，小姐？’

“二十四岁。”

“您是被告的亲戚？”

“我是他父亲的堂妹。他是我堂兄所生的儿子，我父亲的侄孙。”

“您宣誓所说全是事实，决无谎言？”

“是的，先生。”

“举起您的手来。”

爱德梅惨然一笑，朝阿瑟转过身去。他脱去爱德梅的手套，帮她举起无力的、几乎不能动弹的手臂。我感到自己泪流满面。

爱德梅既详细又朴实地讲述了她如何跟我一起在林中迷了路；我以为她被受惊的马带走，十分关切地想拉住她，反而使她从马背上摔下；由此引起一场小小的口角，她出于相当假的女子的小性儿，想独自重新上马；她甚至严厉地说了我几句，完全是有口无心的，因为她爱我情同手足；我被她的粗暴态度深深伤害，顺从地走开几步，她自己对我们稚气的争吵也感到懊恼，正要追随我时，突然感到胸口猛烈一震，刚刚听到枪声就栽倒了。她没法说清自己曾经朝哪个方向张望，或射击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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