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温代尔学院著名的钟声正在和谐地鸣响。

劳仑斯·格·克莱门茨是温代尔的一名学者，他讲授的惟一受欢迎的课程是手势哲学，他的妻子琼是潘代尔顿三十年代的校友，夫妇俩新近刚跟女儿伊莎贝尔分离，她是她爸爸最好的学生，念到三年级就跟该校一名毕业生结婚了，那个小伙子目前在遥远的西部一个州里干技术活儿。

钟声在银白色的阳光下响得悦耳动听。朝窗户望去，嵌在窗框里的温代尔小城镇的景色——用白漆漆过的房屋，黑黪黪的树枝——就像是小孩用一种缺乏空间深度的简单透视感所绘制的一幅以青灰色山峦为背景的图画；样样东西都蒙着一层漂亮的白霜；一些停着的汽车的光亮处闪闪发光；丁瓦尔小姐的那条身子像小公猪那样圆滚滚的苏格兰种老狗，已经在瓦伦大街和斯贝曼小巷兜了一圈回来；但是，不管邻居多么和蔼可亲，景致多么美，钟声多么变化无穷，也没法使这个季节变得柔和；两个星期后，这个学年经过一段沉思般的歇息就将进入顶顶郁闷的阶段——春季学期，克莱门茨两口子感到沮丧而忧虑，孤零零地住在他们那所通风良好的老宅里，如今这所房子就好像某个减轻了三分之一体重的傻瓜，皮肉松弛，衣服宽肥，在他们周围晃荡。伊莎贝尔毕竟太年轻，太不成熟，他们对她的姻亲也确实不大了解，只在那间租用的大厅里见到过一些经挑选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个个长着杏仁饼似的白脸，富于幻想的新娘子没戴眼镜，什么也瞧不见。

校钟在音乐系积极分子罗伯特·特莱伯勒博士的热心关照下，还在美妙的空中鸣响，而且越来越响；劳仑斯，金发碧眼，秃顶，胖得影响健康，正在吃他那顿橘子加柠檬的简朴的早餐，同时在批评那位法语系主任，琼今天晚上就要把他请到家里来跟戈德温大学的恩特威斯尔教授见面。“你究竟为什么，”他斥责道，“要请那个干巴讨厌的家伙，教育界的一根灰泥支柱，布劳伦吉到咱们家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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