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革命和内战的岁月里，我不大可能有机会想起普宁医生和他的儿子。我如果重新构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于脑中偶尔闪现的念头罢了，在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四月里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忽然发现自己在跟金棕色胡子、孩儿眼的铁莫菲·普宁握手，那当儿他已经是一位写了好几篇论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论文的年轻而博学的作者了。当时流亡的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时兴举办朗诵会或者演讲会，散会后习惯聚集在三喷泉咖啡馆里；在这样一个场合，我的嗓子还因读讲稿而沙哑着呐，我不仅跟普宁提起我们过去相会的情景，而且还炫耀我那不寻常的记忆力来逗他和周围其他的人乐。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还依稀记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他说他的代数分数一向很差，不管怎么说，他爹从来没在病人面前夸耀过他；他说他在那出Zabava（《调情》）的戏里，只扮演了克丽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两人之间小小的争执成了一场并非恶意的玩笑，大家都笑了；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就转了话题，不再过分牵扯到私人的事。

没一会儿工夫，我渐渐发现有一个身穿黑绸衫、棕色头发上扎了一条金色带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为我讲话的主要听众了。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掌托着右胳膊肘儿，像吉卜赛人那样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烟卷，烟雾袅袅上升，熏得她半闭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她是丽莎·包果列波夫，一个医学院学生，也写写诗。她问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诗给我，由我来评定一下。稍后在那个晚会上，我发现她紧坐在一个汗毛多得叫人恶心的青年作曲家伊万·纳哥依的身旁；两人以auf Bruderschaft的方式饮酒，那就是他俩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隔开几把椅子那边坐着一位很有天资的精神病学家、丽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形的黑眼睛沉默而失望地注视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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