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

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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