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谈话中我吸取了什么教训？它们给我带来什么？它们启发我产生对于作为智慧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钦佩，以及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它们也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对这种学说目前在西方具有的吸引力的一些解释。这首先是因为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里填充了由西方哲学的逃脱造成的一个真空。

从公元前六世纪一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末，哲学在西方由两个主要分支组成：对于人类生活的引导和对于自然的认识。大约在十七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对于第一个分支不再感兴趣了，将它抛弃给了宗教，而第二个分支则被科学担负起来了。哲学所剩的仅仅是对于超出自然之物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至少是不肯定的研究。

在希腊哲学的最初时期，理论并不是占优势的。所以，根据赫拉克里特著作片段B40和129，清楚的是，仅仅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不足以做一个哲人。在这个时代，研究哲学，首先就是成为一个正派人，通过良好生活而达到得救和幸福，同时还通过事例和教导，为那些希望这样的人指出智慧的道路。希腊人根据智慧的实际价值来追求智慧。哲人同时又是良好的、有道德的和办法多的人。这种机敏的洞察力乃是“智者”（sophiste）的突出表现，而智者①这个名词在最初是没有任何贬义的内涵的。在那时，哲学不是众多纪律中的一条，更不是一条管理着其他众多纪律的至高纪律。这是生活手段的一种完全变形（metamorphose integrale）。然而，这一阵地被西方哲学丢弃，而无人继承。佛教在我们的时代占领了这个阵地，由于它在我们中没有遭遇任何的竞争者，这个占领也就更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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