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庄如爱默生者原来也说段子的：“一位英国女士在莱茵河上听到一个德国人称她及其同伙是外国人，她就大声说道：‘不，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呢。’”(见《英国人的特征》)

英国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拎不清”，出自“没有什么止境的自负”。这想法，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吾国有识之士胸臆中的那个“天下”，根本就

不存在什么“外国”以及外国的“人”，遑论谁是谁不是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民族主义，并且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莱茵河上那位英国女士颠鸯倒凤，即不但视外国人为外国人，而且把自己也技术性地假定为外国人，或曰中国以“外”的中国人。

这事最好从爱国歌曲说起。我发现，在绝大部份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中，叙事及抒情主体都被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自从李谷一在中国最大的“文化想象共同体”——春节文艺晚会上用气声演唱了至今仍在荡气回肠的《乡恋》以来，“乡愁”的神话气息就越来越浓——那一次，抒情主体被假定在即将“出国”的古人王昭君身上。到了1984年春节晚会，香港人张明敏把“乡愁”推向了高潮。两年后，美籍华人费翔高歌一曲《故乡的云》，令无数华籍美人如痴如醉，那是后话。事实上，首本爱国名曲《我爱你中国》，也是电影《 海外赤子》的主题歌。

每一次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耳边都会响起《教我如何不想他》——最近才知道，这也是一首爱国歌曲，歌词是刘半农在去法国的轮船上写的，曲子是旅居美国的赵元任谱的。共同的“离乡背井”背景赋予这些歌曲以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距离产生美。去国之人思念祖国，的确比在国之人更具美感和张力。《我的祖国》之所以传唱至今，主要是因为异乡的上甘岭。当“距离美学”的移情作用愈演愈烈，“非典型体验”逐渐内化为典型体验， 爱国主义就开始带上某种异国情调了。这么说吧，至少在1984年，一个香港人和一群内地人同声高唱“洋装虽然穿在身”、“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以及“就算生在他乡”等等，听起来的差异并不只限于普通话的发音，至少在地理知识上不够诚实。再说，“洋装”在当时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步鑫生的西装推向全国，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洋装”的全面流行与此歌之间倒是可能有一点关联)。那年春天，我毕业实习在贵州，满街都澎湃着这种声音，猛抬头，但见一重又一重山，感觉也一重又一重地诡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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