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很细，肉眼不可见。相比之下，遮蔽口鼻等等漏洞的口罩就显得巨大无比，不仅显而易见，而且触目惊心——戴还是不戴？近百日来，此事造成的内心煎熬，似已大于疫情本身。

困扰是来自多方面，多学科的。可归类为社会学范畴的有：有病或没有病。在公众场合戴口罩可能被视为传染病患者。因无病戴口罩而遭“公众隔离”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大多

数人相信，只有传染病患者才戴口罩。这种共识的潜台词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传染病的人越多。“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其防御性的初衷，个人的“免于恐惧”变质为个人向公众“传播恐惧”。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并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强调”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时代曾有欧洲教会认为便后洗手是一种猥亵行为，因为洗手公开“强调”了如厕的“不洁 ”。若暂不考虑有关法律规定，此种共识之下，一个戴着头盔骑摩托车(或骑单车)的人，一个戴着安全帽进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被视为“头脑有病”或患有某种“思想问题”。

勇敢或怕死——此命题属伦理学范畴。命题的成立同样取决于大多数人(不管怕死还是不怕死)的一种共识：怕死是一种卑劣的品质。病菌当前，只有怕死的人才戴口罩。口罩一旦戴上，眼耳口鼻便不能以完整队形来“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懦夫，连假的猛士也不如。

这种共识并不一定兼容于“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却间接承认了戴口罩有助于自保。个别像我这样倾向于将“怕死”视同为“自爱”的人，其实更愿意相信伏尔泰的话：“自爱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动的基础，这句话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都是对的。”此说虽勉强可替“怕死”一罩，结论却郁闷至极，因为伏尔泰坚信自爱是不证自明的：“正如没有人写文章证明人有脸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向人们证实他们有自爱。这种自爱是我们保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续种族的手段一样，对我们来说它是必需的、可贵的，它给予我们快乐，但必须掩饰它。”口罩一旦戴上，一切“必需的掩饰”顿成妄谈，你在告诉所有的人：“都来看，我很自爱啊！。”真丢脸，更何况口罩已经使我们丢失了二分之一以上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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