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离开上海到我三十八岁飞往美国，这中间的三十年，我都生活在东海岸城市福州。这三十年生活占据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无论我从哪个方面回忆它，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酸甜苦辣，对于我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我记得我从上海到了福州，就被送进父母亲单位的托儿所。托儿所设在一个平房大院子里，院子里不仅有树木草地，还有一片泥土地，这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我在上海从来还没有看到过泥土地。尤其下过雨之后，泥土地变得又软又滑，踩在里面真是其乐无穷。宽大的空间使我身心得到舒展，调皮的天性顿时膨胀，因此经常被老师罚关进一间堆放破桌椅的房间。母亲抽空来看我，只能站在窗户外边像探狱般看我，有时候会送给我一块五分钱的甜饼，我望着蓝天吃着甜饼，这囚禁的生活就大放异彩。碰到还有“囚友”，我就把甜饼一分为几，大家分享皆大欢喜。我在托儿所才呆上一年，就正式上了小学。学校在靠近闽江边的一片住宅区里，记得学校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浓密的树叶严严实实遮盖了一大片场地。但是我上课的教室却是在校外一座老旧幽暗的木房里，我在这座木房里完整的上了一年的学。所以说完整是因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开始燃烧起来，学校在几天之内被砸得一片狼藉。老师和学生都被鼓动起来造反，谁还敢教书和读书？书是没办法读了，我就跟大人们去省委大院和东街口看大字报，看游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看也看不懂，纯粹是看热闹，我心里就羡慕那些戴红袖章的高年级同学，个个是红卫兵，可以随便坐火车上北京见毛主席，或者拉起队伍下闽西访古田瑞金，于是就壮胆跑到学校一个叫“前哨”红卫兵的支部里，要求参加红卫兵。一个扎羊角辫又戴军帽的小姑娘把我从脚看到头又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你只能参加红小兵。”我问红小兵能不能坐火车上北京见毛主席。小姑娘眼睛一瞪说：“谁说不行？谁说不行我们就把他拉下马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完小姑娘又问我家的成分。我说我父亲是工人。她问我祖父是什么成分。我想了想说是中农。她扳开手指自言自语：“贫下中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中农不行！”就把我拒之门外。那几年我逍遥社会，耳闻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景象，以少年空净的心灵大量的容纳阶级斗争的画面，并且把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作为衡量鉴别人的惟一准绳。那时候我父亲参加了属于保皇派的一个叫工人赤卫队的组织，专门与造反派唱对台戏。我非常清楚记得，有一次造反派要把单位里一辆美式吉普车开出厂去作革命之用，身为供销科长的父亲坚决不开出车条，造反派就逼迫司机把车开走，只见父亲孤身一人站在厂门口，伸开双臂拦住吉普车。车上的造反派叫喊：“我们这是革命行动！不许你阻挡！”父亲说：“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这是生产用车，不能随便开走。你们要开走，从我身上开过去。”父亲大义凛然的形象，有点像后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牢牢刻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造反派已经从部队里抢得许多枪支，势力日大，经常在黑夜里袭击捉拿保皇派，气氛十分紧张。父亲因为拦车而得罪造反派，就被造反派划人了“黑名单”。那天夜里，父亲不敢在家睡觉，缩在对面简易的厨房里。次日清晨，由一位好友在前面引路，父亲跟在十几米的后面，双双骑车奔向地处郊区的体工大院。如果前面发现异常情况，好友就打手势信号给我父亲，父亲就立刻回头或者另走新路。那天还算顺利，好友中午就回来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父亲在这个戒备森严的保皇派大本营里躲了长达半年之久。我后来在许多反映地下斗争的影片中看到类似的紧张情景。后来各派终于“大联合”又“三结合”，到处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领导小组。毛主席又给首都工人阶级送去了金黄色的巴基斯坦芒果，听说首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分了一个芒果给福建工人阶级。那天，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五一广场，终于慢慢开过来一辆红布蒙身的彩车，车架最高的地方安放着一个精致的四方玻璃罩，里面躺着一个硕大的芒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金光。万众欢呼高歌，我挤在人群里，也望到一眼，幸福得也跟人又呼又歌。没过几天就听人传说这个芒果是假的，是用腊做的，真的芒果不可能那么大个，也不可能那么闪闪发金光，更不会那么长时间还那么新鲜没有烂掉。又没过几天又听人传说要追查谣言，说毛主席亲手送的芒果怎么会是假的呢？从金色的北京城运来的芒果当然会闪闪发金光！说巴基斯坦是几亿个芒果里挑一个，所以就有那么大个。而且个个都经过特殊加工，几年都不会烂掉，不仅不会烂掉还一直会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的新鲜。于是大家又欢欣鼓舞。不久，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又走进久违的学校，走进空空荡荡的教室，没有桌子椅子没有玻璃窗没有黑板没有课本，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们要上学的热情。我们每天提着小板凳去上学，老师胳膊下夹着一个软皮小黑板走进教室，把小黑板往墙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语文课就上《毛主席语录》，算术课就上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学校里实行准军事化，一律按连排班设制，我还记得我是在四连一排三班，确实很好记，叫起来也很上口。不久，学校又成立红小兵营，校革命领导小组居然宣布我担任红小兵营的营长，并且还专门分配一间房间作为红小兵营部。这使我第一次领略到权力的魅力，我白天在营部向各连排发号施令，晚上在营部挑灯读《毛选》四卷，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三遍，做了几大本笔记。我那时候读《毛选》难免囫囵吞枣，但是《毛选》里准确浅白流畅生动的文风却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至今仍然还有影响。一到学校放假，我和几个红小兵连排干部就轮流住校值班，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路过学校，要进学校里的厕所解手，我把他拦在门口，请他多走一段路到公共厕所去解手。我当时铁面无私的行为就像那个苏维埃站岗的士兵拦住了忘记带证件的列宁同志。父亲不但没有恼火，反而向他的同事朋友津津乐道讲述这件事，夸我“斗私批修”十分彻底，可以做红色接班人。当了几年红小兵营长，使我积累不少当“第一把手”的经验，但是我显然也做了不少错事，比如组织红小兵到新村街口阻止一些郊区农民挑担叫卖时令蔬菜，名曰打击投机倒把等等。至今想来心里仍然沉重，非常内疚。我很快就小学“毕业”进了中学读初中，中学也是空空荡荡，中学应该叫二十三中，可是大家都叫二十三空，好像在叫一个空军部队的番号简称。新生也一样按连排班分配好，但是学校居然没有安排我担任任何一个级别的职务，甚至连什么生活委员之类二线闲职都不给。好歹也是营级干部，就这么一挪到底，这使我失落好几天，以至后来我对那些离开领导岗位的离退休干部的失落非常理解并报以深切的同情。那一段时间里，我像撂下重担一样浑身轻松，就一心一意在篮球场苦练，企图打进八一男子篮球队，终于个子没有突破一米八，只被学校篮球队召去，还是坐板凳的替补后卫。坐板凳的滋味真不好受，因为我在小学最后一年里，还作为主力队员帮我们那所名气不太大的小学夺得区小学篮球赛的冠军。过去的受宠和辉煌不再，让我失落也让我难受，更让我品尝到生活的滋味而不再张狂。这时候学校搞起了“教改”，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化学英语等等课程像掉队的羊一个个被牵回来。我的学习兴趣被点燃起来，尤其是作文课，不仅写大批判文章，还写什么记叙文，这更引起我的兴趣。有一次上语文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了我的一篇作文。使我心里涌起一阵一阵无法抑制的快感。我想我后来会埋头写小说，跟这些无法抑制的快感一定有关。学校里“教改”还没有进行多久，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全校范围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与此同时福州又诞生了新生事物——北峰分校，一时间各个中学都在远郊的北峰山上建立分校，报纸上称这是“上山下乡”的演习场。学校隔几个月就把各连排拉到分校去半农半读。开始还装模作样上点课，后来就渐渐松懈，变成了全天劳动，学生就想着各种办法请假回城。我的一个同学胃有毛病想请假回城，老师说要公社卫生院医生开证明才行，就派我陪他下山到公社卫生院看病，结果医生在诊断后面写道：“至于回城休息治疗，由学校决定”。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决定那一定是不准的。同学一路愁眉苦脸，在上山路上休息的时候，我取过病历再看，突然看见“由”字写得又草又稀，就掏出笔把“由”字改成“望”字，居然改得不露痕迹。回到分校之后，他把病历给老师看了，当晚就获准回城。第二天他背着行李下山，一脸的痛苦状，惟有见到我的时候挤了一下眼睛。十几年后我到一家报社当编辑，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编辑这一行，我说十六岁就开始干这一行了。从分校回城要先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到一个小镇，再搭乘班车进城，买一张车票要六毛钱。学校要求学生学习解放军“拉练”回城，行李扔到大卡车上运回城，学生一早就排着队步行回城，刚走的时候队伍还能像绳子一样蜿蜒山间小道，再走队伍就拖泥带水溃不成军，“飞毛腿”们遥遥先去，剩下大都是女学生和体弱者。我那时候因为心里暗暗喜欢班里一个女孩子，故意走错一段路绕到队伍后面，然后大步赶上队伍，一边讲述自己如何“倒霉”而走了冤枉路，一边见义勇为替女孩子背包。然后组织大家到公路上拦便车，拦了七八辆车都不肯停，我叫大家躲到路边的大岩石后面，又叫两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去拦车，果然一拦就停。就在两个女学生跳上驾驶室的同时，大家蜂拥而上爬进后车厢，又叫又喊说真像电影《奇袭》一样，然后一路高歌进城。两年的初中和两年的高中，就这么在学工学农学军和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中折腾完了。“高中毕业”后（这个高中毕业要打很多折扣），除了一小部分学生留城招工进厂，其他大部分学生按政策统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本来可以留城招工进厂当工人，但是我坚决要求去农村。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写小说，要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首先必须体验农村生活；第二个是我想把招工的机会让给我老弟，所以我是以一种庄严而又愉快的心情去农村的。“高中毕业”前的几个月里，学校就已经开始“上山下乡”动员和表态了，提高大家对“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认识。大家都写了决心书和申请书，贴满了一面墙壁，我只写了一页作业纸两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自己是铁定了要“上山下乡”，就不必乱喊豪言壮语。但是父亲来学校参加我的家长会，看见我决心书上只写了两行又熟又俗的口号，不像别人铺天盖地的豪言壮语，就觉得我写得太没劲，开会的时候就坐在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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