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以七篇文章勒为一帙，第一篇论析作者、续者，是满是汉……。

第二篇“插曲”专论袭人而拉上了高鹗之一妾。第三篇曰“初详”，详的是所谓“全抄本”的（即杨继振藏本，俗称“梦稿本”）年代最早，保存初稿的现象。第四篇为“二详”，详的是《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之问题。第五篇为“三详”，却题为“创作”，不是“自传”，内容却又是“甲戌”（她爱用“一七五四”洋历）以前以后的历次“增删”修改问题……

看看这些，方深信她毕竟是位女性人才，特心细，特繁琐，带出了女性脾气的特征。

读她这些，第一须有一个起码条件，即对《红楼梦》已然十分（至少是相当地）熟记于心了，否则会如坠雾中，或眼花缭乱、莫辨青红。第二要特具耐性，否则读不下去。

她太精细，举证说理，周密过人，提问题又多为常人所忽略不及知见，故很令人信从以至“折服”。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有时也会说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理由”。

今试以例为我愚言作证——

当初起诗社，“社员”们不愿再用叔嫂姊弟等家庭伦常之称谓，拟各取一个雅名，轮到宝玉了，李纨建议：“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王’就好。”(注)宝玉答：“小时侯干的营生，还提它作什么。”然后，各自在诗题下署名时，宝玉写下的是个“绛”字。（注，别本改作“怡”）。

于是乎，张女士便下了结论，说：可见早先有一段取绰号为绛洞花王的文字，至此“删”去了，而又于（李纨？）口中提到，宝玉笔下写出——是删而未净的“漏网之鱼”……云云。

我不禁要说句失敬冒犯的话：这么一个精细颖慧、万人莫及的人，有时也竟如此可笑起来。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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