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不少名言奇语,令人一见即难再忘。如谓《红楼梦》80回后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续貂”,如谓高鹗是“死有余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统称)研究上,更有奇语之尤奇者,即云:
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话并非夸张,读了她的书,自会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凡涉红楼版本之书无不搜求详识。就中她对《庚辰本》这部抄本最为重视,“诸详”文中,此本占了最为多的篇幅。1978年12月她给一位朋友写信表示《论庚辰本》一书对自己很重要,于是朋友就订购了一本寄给她。1980年9月她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却说:
夏天威斯康辛大学开红楼梦研讨会……XXX这次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有在这里到底放心些。(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
这就可见她的精识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论。
《庚辰本》之受人重视,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过《甲戌本》残存十六回者甚多,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仅存古本。对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极为复杂的诸般问题。而由此遂即引发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红学理论。
本书意在抉示这位间世而出的奇女异才的红学特点,可以予人以启发,而不是要进行极为繁细的专门性学术讨论。那将纠缠万言,未必能说明问题之一二,读者也不会欢迎那种“文章”,故在这一方面概从简略。
回首自有“红学”以来,我是第一个确认“三真本”、创立“大汇校”思路、计划的开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当时是西语系学生,正作论文,只有课余一点时间,匆匆草创,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现重大问题,但毕竟条件太有限了,如何能与后来张女士的那样诸般具备、精思力作之可比?这也就是我不拟与她过细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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