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项重要理论与原则，凡属著作，书与人是不可分的。何况《红楼梦》本是带有浓郁的“自叙”“自况”成分的一部个性独特的小说乎。是以欲懂《红楼》，宜先知雪芹之为人以及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

诗曰：

都云作者痴，作者究何似？

世上有此人，迥异寻常士。

知之与不知，胸襟各怀异。

譬如牛与马，岂容混一指。

《红楼》乃自况，人书切一致。

宝玉何从来？问之曰娲制——

智者不待言，昧者怒目视。

“自况说”

自传文学，自传小说，从古至今，无分中外，都是存在着的，例子很多，大家也常列举，应属于文学常识的范围。谁也没说过这不是文学或“坏”文学或“低级”文学，正如谁也不认为艺苑中只许有写生和肖像画（画别人）而不许有自画像，自画像就活该是坏的或低级的作品，没听说过会有这么一番大道理或艺术理论。当然我也无意由此作出推论，说天下画家都该来画自己。这种纠缠除了无聊别无意义可言。“文学应为大众而作，应写大众，而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这一渺小的个人”——这其实是另一个意义，也不必拉来此处多作葛藤。其实，一味强调写大众的理论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写大众的“写”，还是得“通过”这个特定的作家个体的人才能实现的。艺术离了个体创造将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无个性特色的“书画”，就连经过长期积累的群众性创造的《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民间故事等，到它们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时，那最后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种个体作家的具体创造在决定这部小说的品格和魅力，把这一“工序”只说成是“加工”，其实也是不合实际的、非科学的认识。所以写大众也不是与写个人“势不两立”。曹雪芹为金陵十二钗（以及很多副钗、再副等）写“列传”，难道不含有一种“写大众”的意义吗？可是这也不会得出“必须排斥自传”的结论来。难道不可以有一种自传，貌似为写一个“自我”，而实亦为写大众吗？曹雪芹写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妇女，又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珠围翠绕，艳福不浅”？所以，如果我们只因为要提高（或者说是害怕贬低）《红楼梦》的意义而硬是否认“自叙传”这个事实，岂不是太短见、太自限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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