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我们忙于召集“白宫儿童会议”的时候，使年轻一代和那些关注着他们成长的老一辈们困惑不安的中心议题是“自认”（identitg，又可译成 “身份”、“同一性”）。当时，二次大战刚刚拽下沉重的帷幕，整个世界动荡不居，变化空前。虽然并非整个世界都已遭受到这一民族性的灾难，虽然人类探索宇宙的时代尚未到来，每个正在成长着的年轻人还是无法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在那已经能够通过电视文化掣肘我们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

今天，新的中心议题是承诺：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能够为怎样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史前时代的原始人来说，承诺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原始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宗族，并以一个独特的（很普遍的）名称把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他可能失败；可能被自己的群体所驱逐，在极端的环境下也可能选择逃遁之路，他可能失去自己的领土，成为另一块土地上他人的奴隶；在世界的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中，他也可能屈服于个人的绝望和苦恼而自绝于世。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承诺，他就是他自己——受缚于习惯之茧，生于斯、长于斯、与之密切相联；直到他的整个人生萌发出某种离异之欲。

当种种迥然不同、竟相抗争的生活方式为各种新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所赞许时，对承诺加以选择的念头便开始躁动于人类历史的母腹之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再也不囿于在部落之间进行微不足道的比较，承诺成为纯粹的思想体系间的抉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观念中，倘若将一种思想体系奉若神明，那么所有异者一概被视为荒谬绝伦：与此相反，亚洲宗教的措辞既温和又深刻：那些被废黜的思想体系毕竟“独辟蹊径”。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将为哪种思想奉献自己的一生” 便成为那些富有思想的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信仰、社会和文化被人们以孤立、封闭的形式强加禁锢时，这类问题才有可能暂时消失。比如，在赫特拉尔斯那样的神秘的宗教派别之中，或令人恐惧的政治铁幕背后。因为在那些地方是决不允许任何“异念”油然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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