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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氏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张的岁月。虽然这份繁荣，短期内将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余震、世界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的战乱现象，以及世人过度投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无限热情（对于此份幻想，经济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更要不切实际）而暂时受挫。不过，经济扩张的前景极其无限。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黄金时代，基本上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大跃进，这个经济区域也就大约有6亿人口居住的20个国家（1960年）。全球国际化与国际生产的重新分配，将继续促使世界60亿人口中的其余大多数迈进全球经济的领域。此情此景，相信连最悲观的人士也得承认，企业的前途极为光明。

但是其中却有一大例外，即在贫富国家之间，差异的鸿沟不但日渐加深，而且无可反转。这种贫富差异深化的现象，因80年代给第三世界的重大打击，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步入贫穷而愈发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始终不会大幅滑落，这道差距看来好像只会有增无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将使贫国与富国的距离逐渐接近；这种想法，不但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识。一个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未来头痛的问题只有日重一日。

经济的活动，绝不能自外于它的大环境及它造成的后果而独立存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共有三大层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断进步，更使人类劳动力脱离商品和劳动的生产过程，却不会为这些被遗弃的劳动力，提供足够或类似的工作替代；也无法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足以吸收这些余下的人工。黄金时代曾出现于西方的全面就业，如今甚至连短时间的恢复也无人敢预期。其二，人力虽然依旧是一大生产主力，经济的全球化却使工业中心开始转移，由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富国，移向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却拥有廉价劳动力为其最大优点的国家。于是便造成以下各种后果：工作由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同时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基于自由市场运作的原则），也在全球工资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下降，旧有的工业国如英国，只好也跟上廉价劳动力的路子，却在社会上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以致无法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历史上诸如这一类的压力，通常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抗衡，如举起保护主义大旗。然而，这正是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纳粹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这个现象，自然同时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在某些国家里（如英国），其直接严重的程度，显然更甚于另外一些国家（如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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