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思

吴思，男，1957年5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母亲是大学教师，父亲是杂志编辑。

1964年上小学。1966年的一天，我带着弟弟，在我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就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胸前挂牌子的人游街过来，其中一个戴高帽子的就是我母亲，罪名似乎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惊，带着弟弟跑回家里，从窗帘后边偷看。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从这天开始。很快就经历了三次抄家。“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这么养成的。

1968年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读书、种地、放羊、捉蚂蚱、游泳，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下放干部的孩子们一起打夯、盖房、刷墻，平地建起了一所小学，一边读书一边种菜。这段经历大约有两年。

1971年初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这是一种与北京平民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自命不凡，喜欢议论军事和政治，但又不那么正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大体是一个好学生，多数时间都在当班干部。中学期间，我属于激进分子，很“左”。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市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几乎就是绝望。同时，我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许多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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