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１９６８年），左翼关于经济政策的共识受到了挑战，以后也将继续受到挑战。但是在道德和社会问题上新出现的开明共识却无人挑战。也就是说，政府、媒体及大学中处于影响地位的人们成功地使一个在道德上仍较为保守的社会接受了一些大城市的较为开明自由的观点。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英国，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与国家的权威开始分离，现在已几乎是完全分开了。一些政治家把此看作是一个相互连贯的问题。但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对那些残酷的不公平的有关规定进行改革的问题。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我投票支持列奥·艾伯斯提出的关于同性恋的法案。他在法案中提出：只要双方同意，两个２１岁以上的成人在非公开场合的同性恋行为不应当再被认为是犯罪。同年我投票赞成戴维·斯蒂尔关于堕胎的法案。该法案允许：如果孩子处在由于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以致可能出现如严重残疾等危险时，或者一个妇女还不能尽母亲的职责的时候，可进行堕胎。在以上两个问题上，我对别人的痛苦都有切身体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我作出庭律师时，在一个码头看到了当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男士因为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而受到羞辱，我深受震动。

另一方面，既使在那时，我也觉得自由派人士的议程上的某些内容走得太远了，离婚法改革就是一例。在我的选区的诊所里，我与许多因受到丈夫虐待而过着痛苦生活的妇女谈过话。对她们来讲，婚姻已变成一座监狱，我认为应该把她们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可能是唯一的答案。但如果离婚变得太容易，它也会破坏那些只是遇到一定麻烦的婚姻。如果人们可以轻易地推掉他们的责任，那么他们在开始承担这些义务时也不会那么认真。我为那些一心想使婚姻成功但却被抛弃的妻子（或丈夫）担忧。我也更关心那些因男方（或女方）建立第二个家庭后，他（她）的第一个家庭成员所处的处境。因此，１９６８年，我是投票反对那项使离婚更加容易的法案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离婚应是在判定婚姻。"已经破裂，无法挽回"时才成为可能，我也支持了两个修正案。第一个修正案规定某种婚姻不可解除（除非法院特许）。第二个修正案是：无论发生任何利益冲突，第一次婚姻法律上的妻子与孩子比事实婚姻的妻子与孩子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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