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遗憾，１９７３年我们从这里搬到了滑铁卢区令人憎恶的新办公地点。）我受到常务次官比尔·派尔（后来受封为威廉·派尔爵士）和即将离任的常务次官赫伯特·安德鲁爵士的迎接。他们向我表示热烈欢迎，然后把我带到我自己的极为气派的办公室。文官们对你左一个"大臣"，右一个"大臣"，很容易让你一次又一次地为恭维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我的是艰巨的工作。总的说来，我对为我配备的领导班子感到满意：一位对我友好，一位怀有敌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计长埃克尔斯勋爵负责艺术教育，特德的亲密朋友比尔·冯·斯特劳本齐负责高等教育，贝尔斯特德勋爵负责与上院联系。特别让我高兴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维·埃克尔斯就在身边，虽被安排在另一栋楼里，他可以根据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经验，给我提供个人意见。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烦主要不是由于个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为第一次文化冲击后出现的工作作风上的对立——我的行政作风是决策时当机立断，而他们更习惯于互相磋商。实际上，我离开教育部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勉强对我表示尊重，因为我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希望他们尽快有效地执行我的决定。因此，从广义上讲，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我不知道，也没有去打听，我周围的高级文官投的是哪一个党的票，但教育和科学部的精神气质是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气质。这些人多半依旧本能地相信，统一计划论者和社会理论家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说这话并不是想挖苦他们。工党里的许多人早已开始对此产生怀疑，可是这些教育家们仍保留着原来的使命感。他们不顾在一些学校实行平等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认为教育平等就是绝对地好，而且是实现社会平等的踏脚石，而社会平等本身也是毫无疑问地好。我很快就认清，我的周围没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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