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夏天，继通货再膨胀和对工业进行干预之后，新经济方针的第三方面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这就是企图通过与工业联合会和英国职工大会进行三方谈判，就物价和收入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尽管没有明确的工资政策，但自１９７０年秋天我们制定了工资增长不超过１％的政策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规范"的世界中。我们制定此政策就是希望能降低现行工资谈判中提出的增资"幅度"。矿工问题的解决办法引人注目地破坏了这项政策。但特德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进一步向前走而不是后退。从１９７２年夏天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制定更加复杂的物价和收入政策，而且决策的中心越来越离开了内阁和议会。因此，我只能部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内阁仅仅能从特德那里听到实际上在其他地方制定了什么政策，而大臣们日益陷入多变的、复杂的工资谈判的细节中。政府一方面对工资的细节的关心达到执迷不悟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在最后达成的交易上又表现得无能为力。事实上，最重要的结果是使大臣们分散了精力，忽视了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当我们应该向前看，看到那些正在出现的威胁时，却被无关紧要的小事蒙住了眼睛。

从７月初至１０月底，政府与英国职工大会和全国工业联合会进行了三方谈判。在这期间政府在用压低工资要求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它却使我们在其他方面滑坡了。英国工业联合会提出争取英国最大的２００家公司"自愿"限制价格，将下一年的价格增长限制在５％之内。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着手将国有化工业的价格增长控制在同样水平，其代价是高昂的，这是自寻失败的政策，意味着这些国有化企业继续赔本。而英国职工大会利用在三方会谈中赋予它的作用，自己另搞了一套经济政策。与我们当选时承诺的政策完全相反，它们要求采取行动降低公房租金（这将破坏我们打算使租金接近市场水平的住房财务法案）。它们要求控制利润、红利和价格，目的是从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还要求废除劳资关系法。对英国职工大会９月份举行的年会提出的这些要求，特德都是相当认真对待的。他需要研究使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但不会带来其他工人工资也相应提高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全盘地走到了社会主义阵地上来，即低收入——无论怎样定义——是一个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的作用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建议下一年工资的增长限于每周２英镑，同时工业联合会同意在同期内价格增长最多不超过４％，并同意延长政府的５％经济增长"目标"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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