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间，有机会在经济政策中实施这些信念。我很幸运有杰弗里·豪、奈杰尔·劳森和约翰·梅杰这三位非常能干的财政大臣帮助我。在８０年代，我们打算实行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目标基本不同的政策。我们认为，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就业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满意的顾客，因此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

至于政府的财政，的确有限地继续执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间实际削减了６０亿英镑的公共开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标志着首次公开利用货币指标来指导政策的协定条款，都是朝着我所相信的做法迈出的重大步骤。但是它们的实施来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机会就被放弃。事实上，工党政府在最后一年再次允许公共开支上升后，已经在开始放开上述做法。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工党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没有与其他至关重要的辅助性措施结合起来，如大幅度削减边际所得税税率、改革工会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它们只是部分补救办法，因为缺少促进企业所需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到唐宁街时对如何搞好英国的经济有一个总的想法，而不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因为各个领域里的进步都有赖于经济和政治情况。例如，我们第一个预算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减少所得税，这一方面是因为边际税率，特别是对那些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妨碍了就业，并鼓励人们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坚决的保证、但是当必须履行的政治与经济责任互相发生矛盾时，经济的需要应该占第一位，如我们提出了直接税，这是为了在那个不得人心但很关键的１－－９８１年的预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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