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
--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页)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助同性恋"之类的回答,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总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觉得同性恋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当然,它还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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