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
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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