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小林恩·怀特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 －1626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

一、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却是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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