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宋达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约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就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却是对那种企图置他们于特别苛重的捐税之下的斗争。

就在这一年，即1894年，纳塔耳政府打算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25英镑。这项建议使我震惊。我把这件事提交大会讨论，大会立即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

首先，让我把这种捐税的起因简要地谈一谈。

大约在1860年，纳塔耳的欧洲人发现这里大有种植甘蔗的发展余地，但是缺少劳工。

因为纳塔耳的朱鲁人不适宜于这种形式的工作，如果没有外来的劳工，要想种植甘蔗和制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纳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讯，取得后者的同意来招募印度劳工。

招募的办法是签订在纳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约，期满后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里，并有充分的权利购买土地。这是对他们的诱饵，因为当时那些白种人正盼望着印度工人的技术在契约期满之后留下来改进他们的农业。

然而印度人却提供了比人们期望于他们的更多的东西。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印度品种，并设法种植，使当地的品种更加便宜。他们还传播了芒果。他们的企业并不限于农作。他们进入了商界。他们买地造房，有很多人从劳工的地位升为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随之而来，并定居下来经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赛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很快便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生意。

这种情况，使白种商人心怀戒惧。他们最初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领。他们要是作为独立的农业者，也许还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却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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