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欢喜》序

冯唐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哥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问。

“没问题。蹋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诗里不能有“0”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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