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不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他们的言行，导演出许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现象，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心灵地图，它从何而来？从越战开始到战后，美国历经几任总统，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地图是怎样的？他们普遍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有着怎样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者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尊重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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