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译一段文章：

我们旅居伦敦的那一整年里，皇家邮局的邮差总是把我们的邮件从大门狭孔里塞进来。平时天天早上七点半倒八点之间，狭孔弹簧啪的一声，信件跟着纷纷掉在地上，那些声音都成了我们的闹钟，提醒我该起床了，然后走下英国朋友转租给我们的这间公寓的长长的过道，烧一壶煮咖啡的水，再去收拾掉了一地的信件。水没开的时候，我总是一边等一边先翻翻克连默院报刊经售商天天送上门来的泰晤士报。接着，我把托盘上的咖啡、泰晤士报，和妻的信件全带到她的床头小几上，自己这才到客厅里喝咖啡看信；客厅的南窗又高又长，可以看到契尔西和皇家医院，可以一看看到泰晤士河和贝特西，再向远处看，就是肯特郡的丘陵山坡了。

说不上巧合。英国公寓房子的大门上差不多都有塞信的狭孔，狭孔的铁片盖子装了弹簧。伦敦住了六年，"天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总是让那"啪的一声"给吵醒。然后是信件掉在地上的声音；然后起床；然后是"长长的过道"，然后咖啡，然后检信，然后泰晤士报；然后是客厅里南宫下那张咖啡色的长椅子，然后是窗外的大树小树，然后是远处的"丘陵山坡"。

伦敦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根本说不上巧合，看看大树小树，看看丘陵山坡，也不过是那么回事。看书跟看村跟看山都一样：书上很可能就有那株树那座山；树上和山上很可能也有那部书。反正一草一木一书一字都这么反射又反射，用不着讶异，用不着惊喜，更说不上巧合。再说，今天看到的书和树和山，可能不觉得是书是树是山；一直到好久好久之后，有一天，看到的书和树和山，并不是眼前的书和树和山，而是好久好久以前的那一天所看到的书和树和山。英国十七世纪政治家克莱仁顿（Edward Hyde Clarcndon），文学家特莱顿（John Dryden），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的时代虽然有政治上文学上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可是一直到读了英国那个时代的宗教家泰勒（Jercmp Tnylor）和柏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著作，才更清楚的看出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的时代是个怎么样的时代；看出神学上的观念，其实已经渗透到十七世纪的这整个思想界。换句话说，早些时候读到的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的书，并不是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的书；一直到看泰勒和柏克斯特的著作，才从那些著作中看到克莱仁顿和特莱顿和牛顿。用不着讶异，用不着惊喜，更说不上巧合。看《红楼梦》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曹雪芹。一直到看敦诚的《四松堂集》和郭敏的《懋斋诗抄》和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和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这才看到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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