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奇异的手记式的散文，写作时间如标题所点明的，1949年5 月30日。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但北平（北京）城里已经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筹备第一次文代会。可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沈从文却陷入了异常困惑的精神危机中。从抗战开始，沈从文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左翼批评家发起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运动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论争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用清算的口气辱骂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5. 政治上的乌云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摧残了他并不坚强但很敏感的神经系统。四十多年以后，公布了沈从文当时各种文字材料的《从文家书》一书的编者这样说：“1949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传到刚刚解放的清华园朋友中，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去清华调养。朋友的真挚关怀未能缓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16这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17就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

虽然这篇手记仅仅是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病中的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世界在动，一切在动”，但他真正感到恐慌的不是世界变动本身，而是这种变动中他被抛出了运动轨迹：“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正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所以他才会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既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观，而是想满腔热情地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这种感受多么清醒，多么逼真，哪里有丝毫的“神经失常”？所以他要大声地宣布：“我没有疯”！他还要进一步地反复追问：这“究竟为什么”？作者虽在病中文字仍然充满力量，读完这篇手记，一个善良而怯懦的灵魂仿佛透明似的毕现在读者的眼前，人们忍不住想问：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到来，难道不能容忍这样一颗微弱而美好的生命的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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