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长期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逐渐复苏。在此后一年半时间里，当文艺界尚未普遍地自觉摆脱文革话语时，最早隐隐展露出这种复苏迹象的，是“三只报春的燕子”：白桦的剧本《曙光》取材于中共党史，以历史悲剧借古讽今，首先揭开了几十年来压在人们心底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以中学生的愚昧无知为警钟，写出了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风尚造成的现实危害；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则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出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赞美。

这“三只报春的燕子”正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精神走向，而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的剧烈变化也体现着相似的趋向。由1978年春天至年底在政治文化和文学领域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的前后次序，不难看出文革后文学是怎样拉开帷幕的：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大辩论；5 月27日至6 月5 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界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国文联及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8 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9 月2 日，北京《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伤痕文学”的提法开始流传；10月28日至30日，宗福先歌颂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英雄的剧本《于无声处》在上海《文汇报》发表；11月15日，北京市委正式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6日，新华社正式报道，中共中央决定为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12月5 日，北京《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保卫延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路线始被确立。1 很显然，以“伤痕文学”为发端的文革后文学，在开始阶段里从时间上极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所谓“凡是派”的主张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维护，是在理论上继续捍卫新的极左统治2.“伤痕文学”以显明的立场表达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及对相关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这种真挚而深切的现实情感在广大群众中获得响应，成为改革派否定“凡是派”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在短短一两年中，文学创作得到极大繁荣，在批判现实方面达到了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力度，由此展现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也出现了“五四”以来罕有的高扬，这种局面的形成和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维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于这一激情的表达有利于改革派对“凡是派”的全面发难，反过来便也相应从政治上得到支持。文革后的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默契中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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