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卫东

记得1995年年底，我在书店看到一本散文集：《男人的蜕变》，作者是古清生。我翻了翻，喜欢里面的流浪的文字，就买下了，尽管当时我身上没有多少钱。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古兄描述的文字中，陪着他一起流浪北京。

在当时许多人（包括我）还以吃皇粮为荣的年代，古兄却抛弃工作，背着一台286电脑闯北京，我真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古兄的作品。

因为我也爱好文学，发表过一些作品，我就非常向往古兄那样的生活。后来我跟女朋友说，我也想去北京流浪写作，象古清生那样。女朋友抚摩了我的额头，说，你发烧了吧！我没发烧。97年，我离开了单位，不过没有去北京，而是南下到了广东，我的身上带着《男人的蜕变》这本书。后来，我进了外资企业，因为生存的需要，我与文学几乎绝缘了。《男人的蜕变》这本书也被同事弄丢了，而古兄笔下的北京也成了我心中的痛。

后来，我又买到了古兄的《漂泊者的晚宴》，也很喜欢。在打工期间，它陪我度过了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的日子。

今年五月初，我终于得到了一本古兄亲笔签名的书，书名是《大嘴吃八方》。在我以往的心目中，古兄是以一个流浪作家的形象出现的，心想他怎么会写起吃来了。

晚上，我坐在床上，随手翻了几页《大嘴吃八方》，我那迟钝的味觉细胞，被古兄灵动的文字调动起来了。恍恍惚惚的，我也随着文字的流动而在书中与古兄神游……

在浙江，我们去杭州吃蒸味，去温州吃虾子酱、子姜芽、卤鸭舌。一天，在吃马蹄笋时，古兄美滋滋对我说“吃鲜笋是我幼时就有的喜好，幼时待在赣南的乡下，我叔叔开着中药铺，总是有人来抓药，买药酒或者无所事事聊冬天打猎。那个时候，虎是极难见到了，我总共只见过一次被打的老虎，是用红布裹了嘴巴和四爪的，四个大汉用门板抬着虎走，招摇得很。遇村子便停在村口展示一番，将门板搁在条凳上，人亦乐得为他们搬条凳，感觉谁打到老虎都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当然，人也至少要有豹子胆才敢打虎，常人的胆是不足以打虎的。好在那时候还有山猪、麂子和野鸡可供一般人打，我见过他们打的山猪，嘴尖而长，据说也是吃笋的老手。有一个瘦瘦的前辈，称其会挖冬笋，直把我的敬佩全部地俘获去了，因为冬天笋还不出头，连地表上一点点爆裂也没有，那冬笋也只能说是竹子生得大一些的芽，皆在土中。该前辈说，他是凭了经验判断竹的主根朝哪边长的，循了根去，就不愁找不着笋子。那时候，我是喜欢吃冬笋炒腊鸭，腊鸭的腊味很香，冬笋的竹青味很鲜，闻到冬笋炒腊鸭的味道，我就迈不动腿。甚至只要见到谁家门口有新剥的笋壳便要浮想联翩，就是冬笋炒腊肉也好啊。”（《好竹连山觉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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