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恐怖的，我与上了年龄的人交流时，都要寻问他，在１９６０年代的饥饿感觉和主要食物，因此，新近在衡水采秋时，获得民谣一则：低指标，瓜菜代，肿了大腿肿脑袋。那是真肿，未曾经历的人，肯定是体验不到那份饥饿的折磨。

我曾经发现，中国人的一部近代民族史，实在是一部饥饿史。中国人的食物频谱如此广泛，直至无机物类的矿物质观音土，都进入过中国人的食单。我在王海村，专门要东道主给我做了一份“稠那狗”，关于稠那狗，也是有一则民谣的：人民公社是天楼，一天两顿薄粘粥，社员要吃差样地，萝卜丝子稠那狗。听过民谣，我对这个稠那狗发生兴趣，细问，原来是在饥饿时代，当一个社员饿得支撑不住时，公社会将濒危饿人集中一块，给他们提供“有差样地粮食”，就是通常的吃小灶罢。吃小灶的稠那狗如何制作呢？萝卜丝子稠那狗，就是用萝卜丝伴玉米面搅稀，搁在蒸笼里面蒸。稠那狗没有固定主料，可以是玉米面，也可以是大豆面，还可以是小麦面粉，然而，小麦面粉是得不到的，那时。配料一样，逮什么搁什么。

我吃的是榆钱稠那狗，这便是华北平原上人们记忆中的美食。我吃的是榆树的嫩叶和新鲜的棒子面做的稠那狗，在有落锅鸡、炖排骨、新鲜土豆炖土猪肉的餐桌，稠那狗便成为一客骄人的素味美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即脱离了历史情境之后，那一份苦难的载体，它欣然成为美食，我的朋友是从那场饥荒里挣脱出来的，他乐嗬嗬给我讲解那历史的一幕。

那么，我从真名网友杜进明的《黄米糁饭》里，仍然看到饥荒时代的一幕饥饿图，尽管杜进明的饥饿与之那些在地狱门口几度徘徊的人相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就说王海村，据说三年间只有两位炊事员生出了孩子，其他妇女多数绝经。那么，在杜进明不堪回首的饥饿史中，可以比其他人的饥饿来得轻松？这是不必讨论的，食或饥饿的感觉是人的个体体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饥饿临界点，在反刍苦难的时候，便直抵心境地呼出“我最饿”，公道地说，没有谁最饿，饿是一样的，它威胁生命也是同样的。以前我的上司，回忆饥饿时说他到卖肉店从砧板上抓过生肉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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