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食物依赖的惯性，可能要超过语言，所谓乡音未改鬓毛衰，那是在没有统一的标准语音以前，相同的汉字，在不同的地区作不同的发音，今天有了全国的统一音标，有了现代传媒，普通话有较大普及，到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走一走，它们仍是方言城市，乡音不改，可也能双语、或多音表达，尤是少年学子，在学校即受到普通话教育，改变的几率大得多，至少也改它个南腔北调。那么，味觉呢？一个少年离乡，在外面闯荡生活了数十年，口音也完全北京化了，对故乡的一味普通食品，仍怀无限忆念。《温州晚报》的程绍国兄说，历次进京前打电话问林斤澜先生要带点什么，林斤澜先生只说要带鱼生。林斤澜原是温州人，以前一直以为他是北京人呢。鱼生，小带鱼和萝卜丝混合盐腌，加红曲，它是生的，外人难以吃出其妙处。据说温州人把它带往海外，欧美国家海关的检测警报往往响起，拿去检测，细菌超标３００万倍，海关检查官问做什么用（人家以为是毒品吧），温州人说是吃的，检查官就如见到外星人：这也能吃？啊，这也能吃？温州人再带鱼生去海外，就包数层塑料袋，不让海关检测仪测到。

能吃。温州人的胃里早已培养出消化这种细菌的酶，也有了鱼生的味觉记忆，它不会被岁月漂白，不会被时间磨灭。我是吃过鱼生的，它咸得厉害，微苦、微涩、微腥，是陈腐的蛋白质的味道，这味道是极好下饭，我能够接受它，然不会与温州人一样，对它产生深刻的怀想。我想，这与我是不是温州人无关，它的内在的因素是，我不是在童年吃到它，这十分重要。我的童年在江西的南方度过，最喜欢吃一种粉蒸肉，这粉蒸肉的做法与湖北的粉蒸肉完全不同，它是将猪肉切片，蘸过盐水，裹精细米粉放进一个大瓦钵里，过些天油渗出来，放簸箕上搁到屋瓦上晒。晒的天数越多越好，也可以用铁锅烘，烘得油完全渗透米粉，外层的米粉略焦，则是有另一番味道。由于痴迷这种有腊香味的粉蒸肉，其他做法的肉类，我都不爱吃，尤见瘦肉，如临大敌。我童年喜欢上的味道，再不可以改变，它不可能从心灵中格式化。所以，味觉是故乡给出门人装置的终生味道识别系统，它是故乡物产与人文灵魂深处的重合。带着这个系统，它像防火墙一样自觉地抵制客乡进入心灵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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