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哲学与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象歌德（德国大文豪Goethe，1749—1832）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象瓦格纳（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Wagner）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就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

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其组成分子的维系力业已弛而不张，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会使他更加孤立，并且让他在这孤立中给毁掉。哲学如果不是圆满足备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险的，而能让哲学充足完备的，就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壮健体魄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个民族身上什么东西可以称作健康。Hellas——希腊，作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从事哲学，而且从事此中，较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们就此为哲学作了一劳永逸的辩护。他们未能适时而止，甚至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举止仍然象是哲学的热血弟子，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只把哲学看成对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烦琐考证和神圣的项屑论争了。由于他们未能适时而止，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于那些野而未驯的后代的贡献；他们后代正值桀傲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结而成的网罟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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