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当土匪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冠，可谓千载一时。

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痒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

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并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

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大贼头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卖，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

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为狡猾，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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