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短语捏造出一个形象，好象人类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斗争，而且好象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把这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通过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Hofstadter，新版，1959），我们知道了，这种捏造出的幻觉经常与自由竞争时期产生的资本主义残酷竞争联系了起来。最能说明这种形象的例证就是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人民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看起来利用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来维护工业家们所鼓吹的斗争准则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进步，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当然，霍夫斯塔德的书还涉及到其他利用达尔文主义作类比的情况。重要的斗争领域也许根本就不在个体之间，而在国家或种族之间，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甚至就是在一种社会中，由于对于斗争论点的略微曲解，导致生存斗争被优生学这种人工选择形式所取代。其作用是控制人口生育，从而阻止非适应性个人的繁衍。##鉴于其内涵非常广泛，因此，毫不奇怪，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Ha lliday：1971；Rogers，1972）。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Jo nes，1980）表明，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能依照他们各自的目的，来改造自然选择的观点。不可能仅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作达尔文主义在人类领域的简单而明显的应用。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生物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且在每一个情况下，有选择地强调了科学理论的某一方面。那些把战争鼓吹为进化动力的人确信，个体竞争会消弱一个民族抵抗外部敌人的能力。与令人眩目的新社会倾向截然不同，生物学思想观点被当作了使已有的意识形态地位合理化的手段。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是双向的；科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提出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无情的资本主义看起来象是自然选择在经济上的直接应用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常有人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本身就建立在受马尔萨斯(第六章；Young，1969，1971b，1973）影响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历史学家们一定知道许多在生物学基础上类比社会的方法，但是，如果他们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扩展到覆盖如此众多的不同思想，以至于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得实质上毫无意义时，那也将一无所获。达尔文的名字经常被那些与社会进步有关的思想体系所使用，结果使得达尔文的理论在公众中蒙受了理应由其他理论承担的坏名声。班尼斯特(Bannister，1970，1979）对霍夫斯塔德所宣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19世纪后期美国思想中很流行这一论点提出了挑战。他的攻击是双向的，既针对所谓流行的程度，也针对以达尔文思想作类比的内在逻辑。他指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曾刻意地夸大了早一代人对斗争含义的依赖，目的在于强调，他们的观点与这种经过雕琢的粗俗观点相比，要高明得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备受反对自由竞争人指责的术语。工业家们使用达尔文主义语言的频度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很多表面上看来是倡导自然竞争逻辑的见解，实际上是出于颇为不同的动机。这就引发了关于赫伯特·斯宾塞个人主义哲学具有什么真实目的的争执。对霍夫斯塔德来说，是斯宾塞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英国散布到了美国。可是斯宾塞对拉马克主义的偏爱却阻碍了他接受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观，也可以认为，他更多地把自由竞争看作对人们行为的激发，而不是对不适者的淘汰。##从政治观念的另一个极端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Heyer，1982）。马克思之所以欢迎进化论的思想，是因为其中固有的唯物主义特点，但是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达尔文的机制反映出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的竞争氛围。现在清楚了，所谓马克思将一卷《资本论》题献给达尔文的故事，根据的错误地理解了他们之间的通信（Colp，1974；Feuer，1975；Fay，1978）。在达尔文的斗争概念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历史推动力的信仰之间，只能找到一点点类似，因为后者是起源于辨证法哲学的。在革命后的俄罗斯，达尔文主义总是处于备受敌视的状态，比如在李森科案件中（见第九章）。##马克思主义者排斥选择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误入歧途，去认为达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是勿庸置疑的。斯宾塞是拉马克主义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为自由企业社会所提供模式的不只一种生物学的类比。斯宾塞的情况还证实了非达尔文进化理论可能在社会争执中扮演相当的角色。大多数拉马克主义者选择的是以国家干涉作为创造更好条件手段的社会政策。他们希望因此而导致的改善可以产生遗传效应，从而使种族本身发生真正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进步。优生学运动也主张国家调控，但目的却大相径庭，优生学运动希望藉此限制不适应者的繁衍能力。当代大量关于这场运动的文献表明，存在着另一个独立于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启发源泉。虽然优生学是在达尔文理论影响下的英国创立的，但优生学在利用了孟德尔遗传学这门新科学后，却在美国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可是早期的遗传学家们反对把自然选择看作进化机制。他们宣称，人类种族的“坏”基因必须经过人工选择来淘汰，他们无视这样一种假想，即自然进化是通过更加快速地复制适应基因而实现的。##生物学与社会思想的相互作用之所以复杂，是由于科学理论常常被卷入到当时的争论中，导致这些争论的各方，在基本观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上面提到的政治分歧中都可以看出在“先天与后天”中哪一个是决定人的品质的最重要因素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吗？（Past ore，1949；Cravens，1978）。那些相信先天——即遗传——是根本影响的人，会反对认为条件改善和教育对人的品质能带来有益影响的观念。如果一个人继承了恶劣的品质，那么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甚至任何尝试都只能是浪费金钱。这种倾向产生出建立在对下层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需要进行限制基础上的保守政治思想，因为据认为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是恶劣品质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的方式来淘汰不适者，可以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优生学的方法。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都为优生学提供了科学基础，因为两者都强调遗传对个体生物品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反，可以将拉马克主义者对“软继承”的强调视为“人定胜天”信念的一种极端形式。拉马克主义相信，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条件，人性就〖HTH 〗可以〖HTSS〗得到改善，并且认为这种改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实际上，对于“后天决定论”的支持者来说，并不需要倡导遗传效应，也可以主张更好的条件会造就更好的人性。因此，尽管正逢拉马克主义的衰落，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还是继续盛行。##还有一个比任何特定的生物学理论深刻得多的思想，倾向于从等级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差异。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对同一社会内部个人划分等级。一些人被假定为生来就比其他人更能干，这种思想反映了社会被分成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事实。按种族的不同来分等级的倾向甚至更加流行。欧洲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认为，其它种族次于他们，其低劣程度则由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发展来衡量。很容易就会设想，“越低等”的种族对应着从猿到人的最高形式这一过程中的“越早”阶段。理论上，达尔文主义应该是从根本上摧毁了线性等级进步的概念，因为达尔文主义强调进化具有不断分支化的特点。可实质上所有的进化论者都承认，人类的起源是一种线性图式，并且还用这种观点为盛行的种族歧偏见辨护。拉马克主义应该更容易被那些从等级角度考虑进化的人所采纳，因为拉马克主义者更贴近将进化比作胚胎向着最终目的进步式发育的信念。那些最执着地试图建立种族等级界定的生物学家们，几乎一直在他们的生物学思想中融入相当可观的拉马克主义成分。通过非达尔文主义的途径，更容易将一种社会偏见演绎成“科学”理论，只不过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彻底逃避那种广泛存在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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