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若是还在，今年该八十五岁了。

我想象：我们几个老朋友，给他开个不大也不小的庆祝会，地点也就在作协的会客室吧。老舍拄着手杖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笑容满面地向周围看了一看，把手杖挂在臂上，抱拳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这位“语言大师”底下还会说些什么欢喜，感谢，幽默的话，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就不会替他说了！

我们中间怎能缺少他这么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有情有趣的朋友，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个热诚爱国的公民。

我和他过往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庆。那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支撑起抗战期内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常到我们居住的歌乐山上来，他面色青白，身体显然不好，但他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一切艰难困苦的情况，他都以诙谐轻松的语气出之。喝过几杯大曲，坐在廊上看嘉陵江的时候，他还常告诉我有某某年轻有为的作家，如果我能见到他或她时，要好好地予以鼓励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去了美国，我们去了日本，我们还时常通信。他给我们的孩子写信，常以最形象而幽默的话，流露出他忧国思乡的抑郁情绪。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回到北京，他是第一批来看我们的朋友之一。那时他真是神采飞扬，容光焕发，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给他以“狂喜”。他手舞足蹈地、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发生的许多新人新事。

这以后，他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工作着。他种花，他养猫，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一篇一篇的充满了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散文，诗歌，戏剧，从他笔下不断地倾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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