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的《北京日报》上，我连续两天看完了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原载《人民文学》１９８５年１２期）。后来又看到了《人民文学》刊物，我立刻给心武写了一封信，我说：“读了你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我十分感动。你是一个大写的‘北京人’！作为一个老北京的老百姓，我更感谢你……我有好几年没有出面了，唯一的度日方法就是看书看报，但是从我眼下掠过的文艺刊物中，很少找到像你那样一个心眼倾注关心‘人民’的作品……”

现在，我手边有一本《掺望周刊海外版》，看了‘作家十人谈’一栏，我十分欣赏蒋子龙——他是我很佩服的一位作家——的那篇《莫要输掉自己的挑战》（读者应当全读这篇谈话，在这里我只能选引几句）。他说：“……当今的中国文坛……多少有点理论代替创作，宣言多于作品的倾向……有人喜欢刮一阵风……怎样怎样写才是文学的正宗，才能永恒，等等……”他又说：“文学要脱离当代，当代就不需要你这样文学；文学不关心人民，人民也必将冷淡文学。”他最后的一句话，帮助我找出为什么我看过许多文艺作品，而都觉得很冷淡，而留不下任何印象的原因。

“作家十人谈”中，还有刘心武的一篇《创作的快乐》。他说：“一九八五年对我来说是问心无愧的一年……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后，‘创作自由’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对于我来说，空洞的讨论是没有吸引力的。停顿下自己的创作去侈谈自由更是不可思议。我一如既往，自由地去……”他提了一大串的“自由”以后说“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我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我的艺术个性。我因此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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