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４日的下午，我又打电话到丁玲家里，探问她的病情。接电话的是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她告诉我“丁玲已于今晨十时多逝世了”，我放下听筒怔了半天，又一位朋友和我永别了！

我和丁玲相识以后的画面，一幅一幅地从我眼前掠过：

１９２８年的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

１９３１年她编《北斗》杂志，我曾为她写稿，那时我们通信，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她的本名是蒋冰之。

１９３１年或３２年，她到北京燕京大学我的家里来看我，正值我为儿子吴平洗澡，她慨叹地说：她就不常有这种的和孩子同在的机会。

１９３６年的夏末，我和文藻再次赴美，路过南京，听说丁玲住在南京郊外，我们就去看望了她。当天夜晚她就来回看我们，在玄武湖上划船谈话。

抗战期间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庆的参政会议上，我正好和董必武同志联坐，我向他问到了丁玲的近况。

１９５１年后我从日本回来，那时她正致力于新中国文艺领导工作。我记得我参加全国作协，还是她和老舍介绍的。

１９５５年以后，忽然又说她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在批判大会上我只看见她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上，低头记着笔记，从此又是二十多年！

直到１９７９年她回来了，住在木樨地，作协开会时，接我的车也去接她，我们在车上谈了不少的话。

１９８０年秋季以后，我摔坏了腿，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就是她来看我了。

１９８４年２月，她来看我，带来了她的“近作集”。

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又带来《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也说起她有肾病，不过她还是那样地健谈，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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