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杂志社的同志来要我为教师节写一篇东西。

我这一辈子只教过八年的书，而且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对八十年代的读者来讲这些，真是古老的破烂。但是那几年中我充分地享受了师生之间的“友谊”，任何时候想起，都会引起我含泪的微笑。

那是１９２６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那年我也正是二十六岁。

我开了两门选修课目：“欧洲戏剧”和“习作”。上这两门课的都是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但我最喜欢教的还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国文”。这是燕京大学在郊外新校址开学的第一年，一年级的男女学生也特别多，几乎将近二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分在国文系主任马鉴和周作人、沈尹默、郭绍虞、顾随诸教授的班里。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江南人，闽粤籍的学生听不太懂他们的口音，教务处便把这些学生都编在我的班里。一进课堂，他们齐刷刷地站起，从讲台上望去，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好奇地盯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候学生都称教师为“先生”——而他们的年纪也不过在十七到十九岁之间。和我自己的弟弟们一样年纪！我拿起点名簿，请他们自报姓名，在纠正了他们的口音之后，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似乎已经很熟悉很亲切了！

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是“自传”，我要通过他们的自述，来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习惯、爱好以及其他的一切。收回的几十本文卷，真像传记小说那样，极其活泼、真挚而且很长——如翁独健同志写的，就有四万多字！我看完卷子，只打上分数，不写批语，只注重在每人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如他们是怎样写的？以及我对于他们的文章的意见等等。这样的课外单独交谈，加深了我们相互的同情和理解。那时我们又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谈话的范围也很宽泛，我们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岛边的石舫上座谈，我们充分地享乐了我们的友谊。那时我们还没有“尊师爱生”的观念，我们兄弟朋友般地平起平坐。我觉得我不但爱他们，也尊重他们。他们不但尊重我，而且也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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