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学人》的编辑同志来向我索稿，我问她，“我能否先拜读一下第一期的文章？”

前几天，她果然把新出的第一期给我送来了。拜读之下，我胆怯了，拿不起笔来；我实在不能在这本有分量的刊物上，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我翻开第一页，一直看下去，感到手里越来越沉重了。光是那些作者的大名：茅以升、黄辛白、钱三强，以及以下的几十个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文章里的洋溢炽烈的爱国情绪，伟大扎实的工作成绩，谨严客观的科学态度，使得这个刊物，在我的眼中有它独特的高大形象。我要让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中、青年人，都来仔细阅读这本刊物。

在本刊（指创刊号，下同）的５０页上，我读到一段使我惊心的文字，照录如下：

了隐忧。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外流的人才是教育投资的浪费。更不幸的是，这些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占了另外一些不外流的人才的位置。他不但剥夺了别人把知识用来为生之养之的社会更好地做出贡献的机会，反而还把自己从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中得到的知识，用来为另一个不曾生之养之辅之的社会服务。当然，从天下一家的角度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当天下还不是一家，而且生你养你的社会又是一个正在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愚昧而节衣缩食才勉强挤出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时候，这种‘大方’未免显得太超时空了一点。”

黄砥石先生我不认识，但他看到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一定很多，说的相当沉痛。得了知识技能，而留在国外工作，是替人家“锦上添花”、回到本国做贡献是“雪中送炭”。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留恋西方的物质享受和优越报酬，而“大方”地“超越”“时空”！有的“外流的人才”说：他学成回国后，工作安排得不得当，领导上不理解，研究的设备不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里不妨引用本刊第５页上黄辛白同志的“出国留学与祖国需要”文章里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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