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孙幼筠同学来，给我看了中国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编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一书中侯仁之同学写的一篇《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读后顿觉怨愤满怀，对于五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祖国的残暴侵略，是一个中国人，都不会轻易忘却的！文藻和我是在１９３８年夏天离开燕大的，那时北平已在日寇统治之下，但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捐资建立的，在珍珠港事变以前，还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因此仁之同学文章中所讲的艰苦情况，我们都没有承受过，我只记得有两件事：我们因为在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星期，才从欧洲取道西比利亚回国——１９３６—１９３７是文藻休假之年，燕大惯例每名教授，教学七年之后，有一年的假期，我们得了罗氏资金的资助，并代表燕大到美国哈佛大学祝贺该校的三百周年大庆，然后又到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大学访问，特别去了解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做法，即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予以特殊指导。我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在文藻指导下的两名学生朱南华和方绰，私下对我们要求到后方去。我们去和司徒雷登校务长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车把他们两人在夜里送到西郊特定地点，他慨然答应了。到了西郊以后，我们就从未得到这两个学生的消息。第二件事是１９３８年的夏天，我们又辞别了燕大，去到大后方的云南。这时司徒校务长再三挽留，说是他曾到过武汉见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再三敦嘱他说：“燕大一定要在华北坚持下去。”因此他劝我们不要离开，免得扰乱了人心。其实我们也不曾想到抗战竟然会延长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时还照旧开学，日伪统治下的中学毕业生还纷纷投考燕京大学。我又因为怀着小女吴青，她的诞生期预料是在３７年的１１月。我们就又留了下来。但燕大虽然不受干扰，我们出入城关，看到北平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惨状实在气愤，同时北大和清华大学都已南迁，我们顿然失去了许多朋友。文藻是清华学生，他总觉得在燕大等待抗战胜利，不是个好对策，于是我们又通过几位清华同学的努力才得到一笔由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我们决然地在１９３８年的夏天离开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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