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的夫人胡藉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１９５８年４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国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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