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许多方面，诸如创造过程，科学家个人在革命性的科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科学革命家的个性以及科学通讯技术和方法的变化对科学革命的影响，都没有在本书中加以研究。我只是谈到了科学革命与社会、政治、制度或是经济根源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层次的许多方面。此外，我仅仅用例证指出了科学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可能联系和继承关系。

但在科学革命中，有一个一再出现于原始的和第二手文献中的经验现象，我乐于在此进行一番讨论，这一现象就是改宗。人们常常引用普朗克的话（194，33-34）来表明改宗之难："新的科学真理不是由于说服它的反对派，使他们接受而获得胜利，而是由于这些反对派最终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使科学真理获得胜利。"半个世纪前，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洛维林表达过类似的观念。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光有两种理论，波动说和微粒说。据说他当时声称：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波动说，原因是所有相信微粒说的人全都死了。不过，正如我们所知，这类表述中肯定会有一个真理的标准问题，新的科学观念确实赢得了后人，但也说服了某些反对派，本书的许多例证表明了这一点。普朗克就亲眼目睹了他的基本观念被他的科学同事们接受、修改和运用的过程。科学革命的这一特征——赢得科学工作者——非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我把它的烈度作为从理论革命到科学革命转化的标志。

这种信念上的巨变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全新观念的接受几乎总要引起对基本问题——时间和空间、同时性、物种的稳定性、原子的不可分性、微粒和波动的不相容性、因果性、可预见性进行重新思考。此外，新观念总是以完全不同的思想抛弃过去已被广泛接受的信仰。这就难怪科学家要采用"已经看到了光明"或"改变信念"这一类词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经验与古典的宗教体验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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