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一样的。”

“请您简短地告诉我一些你童年的事情。”这是我问过很多客 户的一个问题。我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细节，我只是想要了解那些模 式从何而来。如果他们有现在的问题，那是因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思 想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控制他们了。

在我1岁半时，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并不记得情况有多糟糕。 我惟一还记得的可怕的事情是，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必须出去 工作了，她把我寄放在别人家。我一刻不停地哭了三个星期。照看 我的人对我的哭泣不知所措，我母亲不得不把我领回家另做安排。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敬佩她，作为单身母亲，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 有条。可是后来，我得到的关爱不像以前那样多了。

我的母亲又结婚了。我一直不能确定，母亲是因为爱我的继父 而再婚的，还是因为想给我们母女俩找一个家。这个男人在欧洲长 大，在一个德国大家庭。他生性残忍，没有学过任何关于如何处理 家庭关系的知识。我母亲怀上了妹妹，这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 大萧条突然袭击了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家陷入了暴虐的沼泽。那 时我刚刚5岁。

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那时，一个邻居，我记得他是 一个老酒鬼，强奸了我。我清晰地记得医生的检查过程，以及我作 为主要证人参加的法庭审判。那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我总是听见 别人在说：“都是你的错。”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害怕那人被释 放以后会来报复我，因为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忍受身体上和性方面的虐待，外加 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差，好像对我来说什么事都 不对劲。我开始在我的外部世界表达这种模式。在我四年级时，发 生了一件能够代表我那时的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一次学校举行晚会 ，有好几个蛋糕供大家分享。除了我以外，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 都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衣着破旧，发型也很可笑，还穿 着一双拖沓的黑色鞋子，身上散发着每天吃的用于驱虫的生蒜味儿 。我们家永远没有蛋糕，我们买不起。我的一个邻居大婶每周给我 10美分，在我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得到1美元。那10美分被 列入了家庭预算，而那1美元用于在“一角钱商店”里买我的内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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