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22]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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