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22]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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