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而代之,国号为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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