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父亲、长兄、祖母、叔伯姑嫂们——我们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栋五层楼房的不同楼层。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系（如同许许多多的奥斯曼家族）同住一栋石造大宅。1651年，他们将石宅出租给一家私立小学，在隔壁空地盖了后来被我视为家的现代建筑，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在门面上张贴一块饰板，上面写着“帕慕克公寓”。我们住四楼，但打从脱离母亲怀抱，我便在整栋楼房里趴趴走，也记得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在最后一位单身伯伯终于搁下报纸去结婚后，他的新婚太太搬进她将看着窗外度过半世纪余生的一楼公寓，带了她的钢琴过来。没有人弹过这架或其他几架琴，或许这正是我觉得如此哀伤的原因。

但不只是没人弹的钢琴而已。每一间公寓里还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虽然我偶尔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地方藏小汽车。屋内有珍珠镶嵌的废弃书桌，不见头巾的头巾架，后面未藏任何东西的日式屏风和新艺术帘幕。书房里的玻璃柜内，放着我那医生伯父积尘的医学用书：打从他移民美国之后二十年来，谁也没碰过这些书。在我童稚的想法里，这些房间的布置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每隔一段时间，某间客厅里的咖啡桌或雕花斗柜会消失不见，结果出现在另一层楼的另一间客厅。）

祖母若是觉得我们在她的银丝椅上坐没坐相，便会提醒我们注意：“坐直了！”客厅不是让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为某位假想中的访客展现这是一户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馆。斋月期间不斋戒的人，身处这些玻璃柜和毫无生气的钢琴当中，或许比盘腿坐在摆满座垫和长椅的房间里来得心安理得。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脱离伊斯兰的律法，却没人知道西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因此你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富裕人家看得见客厅博物馆，之后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国各地的客厅都看得到这些杂乱沉闷的西方摆设。随着1970年代电视的到来，这些摆设才不再流行。一旦发现原来坐在一起观看晚间新闻如此愉快，大伙的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小型剧院——虽然你仍听说古老的家族把电视摆在中央过道上，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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