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至十岁之间，我跟哥哥没完没了地打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揍我揍得越来越凶。我们年纪只相差十八个月，但是他高壮得多，由于一般认为兄弟俩打架动武是正常甚至健康的事，因此没有人认为有必要阻止我们。我把挨打视为个人的失败，将之归咎于我的软弱和不协调。最初几年，哥哥若激怒或贬低我，先出手的人往往是我，而且我半认为自己挨打活该，一般当然也不会去挑战暴力。假如打架打到最后杯子破了、窗玻璃碎了，搞得我鼻青眼肿、受伤流血，母亲最后出面调停时抱怨的不是我们互相殴打，也不是我挨揍，而是我们把房子搞得一团糟——还有，由于我们无法和平解决纠纷，邻居又要抱怨我们太吵闹。

后来我谈起这些吵架，母亲和哥哥声称完全记不起这些事，说我和往常一样是在编故事，只是为了找写作题材，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多彩多姿、高潮迭起的人生。他们真心实意的态度让我最后只得赞同他们，推断我像过去一样，受想像力支配更甚于受现实生活影响。因此读者阅读此一章节时应当牢记，我有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对画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东西的真实性，而是它的形状；对小说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事件的过程，而是其安排；对回忆录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叙述的准确与否，而是前后是否呼应。

因此读者若留意到我在描写自己的时候描写伊斯坦布尔，在描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描写我自己，也就已看出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幼稚无知、残酷无情的打架，是为其他事作安排。毕竟，孩子们有某种以暴力表达自己的“自然”倾向，男孩子总是男孩子。我们给自己发明游戏，特殊规则的共同游戏。在我们幽暗的房子里，我们玩捉迷藏、抓手帕、蛇、船长、“跳房子”、“将军沉船”、“说出城市名”、“九石”、“提心吊胆”、跳棋、西洋棋、桌球（在儿童专用桌上）、台球（在我们的折叠式餐桌上），略举数例。母亲不在家时，我们把报纸揉成一团，在室内踢足球，直到玩得如痴若狂、满头大汗，这些游戏往往演变成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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