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义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后到太行山的一个仅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五年，又到吕梁山的矿区当了四年乡煤矿工人。“四人帮”垮台后，党又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

有的同志问我写《枫》的时候可曾激动，流泪。我回想了一下，没有。大概是因为这一主题在我心中埋藏得太长久了！泪水早不轻洒，激情也化为冷静的仇恨。有的读者看了《枫》来信写道：“绞死‘四人帮’！这群（该）杀千刀的刽子手！”——这正是我写作时强压在心底的愤怒的呼号！

时代告诉了我写什么，但却没告诉我怎样写。“四人帮”搞乱了全部文艺理论。我没存什么创作经验，也不懂文艺理论，但我总觉得要写点真的，要继承源于《诗经》的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在构思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时，直觉立即把我的思绪引向战斗。因为正是在这血与火的陶冶下，人们的热情、勇气和宗教狂热同时升华为最纯净的冰晶。在这里，两者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这种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就形成了强烈的悲剧性。

当情节大致有了轮廓时，心中孕育己久的卢丹枫的形象也进一步清晰。她的性格、音容笑貌渐渐活跃起来。有人问卢丹枫的原型，回想起来，开始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特儿，但与她相同的姑娘的形象，在我眼前却有一批。我一闭眼，许多女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圣洁的殉道者的形象立刻浮现出来，勾起我心底阵阵辛酸。热爱生活，忠于革命，为追求真理不惜抛头洒血，这本是我们这一代最可宝贵的品格，但被林彪、“四人帮”导向新宗教，竟酿成一个时代的悲剧。我决心要写好丹枫，让仇恨的火焰烧毁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殿堂，戳穿他们的骗术！直至动笔之后，在丹枫从一批人变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才感到隐隐绰绰地总有一个熟人在我面前，我自觉不自觉地照这个人写。到最后，我终于看清了，她是我一位小学同学。文化革命中，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同时又是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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