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郑氏之时，太仆寺卿沈光文始以诗鸣，一时避乱之士，眷怀故国，凭吊河山，抒写唱酬，语多激楚，君子伤焉。连横曰：吾闻延平郡王入台之后，颇事吟咏，中遭兵燹，稿失不传。其传者北征之檄，报父之书，激昂悲壮，热血满腔，读之犹为起舞，此则宇宙之文也。经立，清人来讲，书移往来，曲称其体，信乎幕府之多士也。在昔春秋之际，郑为小国，聘问赠答，不失乎礼，齐、楚、秦、晋莫敢侵凌。孔子曰：“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此则文章之有益于国也。清人得台，耆旧多物故，光文亦老矣，犹出而与韩又琦、赵行可、郑廷桂等结诗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其时台湾初启，文运勃兴，而清廷取士，仍用八比。士习讲章，家传制艺，蔀塞聪明，汨没天性，台湾之文犹寥落也。连横曰：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鸣也。我先民之拓斯土也，手耒耟，腰刀铳，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我先民非不能以文鸣，且不忍以文鸣也。夫开创则尚武，守成则右文，昔周之兴，陈师牧野，一戎衣而天下定。及成康继统，棫朴作人，制礼作乐，为后王范。汉高以马上得天下，陆生曰：“陛下以马上得之，能以马上治之乎？”故汉之文章亦卓越千古。台湾当郑氏之时，草昧初启，万众方来，而我延平以故国沦亡之痛，一成一旅，志切中兴。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兢兢业业，共挥天戈，以挽虞渊之落日。我先民固不忍以文鸣，且无暇以文鸣也。夫以台湾山川之奇秀，波涛之壮丽，飞潜动植之变化，可以拓眼界，扩襟怀，写游踪，供探讨，固天然之诗境也。以故宦游之士，颇多撰作，若孙元衡之《赤嵌集》，陈梦林之《游台诗》，张湄之《瀛壖百咏》，皆可诵也。光绪十五六年，灌阳唐景崧来巡是邦，道署旧有斐亭，景崧葺而新之，辄邀僚属为文酒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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