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过去的好时光是什么样子，风光有什么不同、我已有些茫然。当然，我知道，这些年月，科学和技术已经历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医生们能够治愈这么多疾病，减轻这么多伤残，这是我年轻时想象不到的。可还有另一点不同，我已把它给遗忘了。

几天前翻看1937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时的年级纪念册，我找到了它。阿尔伯特·库恩思（Albert Coons）是那本纪念册的编辑。纪念册收入教师中突出人物和行政人员的通常尺寸的照片，还有我们年级每个同学的较小的照片，每张照片附一则生平短语，其中包括毕业生的职业打算。顺便提一句、库恩思倾其一生从事免疫学研究，以发现用荧光染剂标记抗体的方法起家，这种方法称为库恩思技术。他在照片下方的短语中声明，他打算去东部行医，作内科医生。实际上，我的同学中，几乎所有后来走上科研和教学道路的，在毕业时都相当有把握认为自己将成为开业医生。

我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作为编辑，库恩思本来的打算不仅仅是记录年级的统计数字。他决定为纪念册作的事更有雄心些。他准备了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发给本校十年前、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毕业的几个年级的男校友。我还记得寄出那些问题单时的讨论，特别记得我们大家其时的共同感觉，就是，我们是在取样很极端的学长：1927届和1917届毕业生对我们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人物了。而1907届的人则像盖伦（Galen）一样遥远。

谁也没想到，二百六十五个男校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填写了问题单并寄了回来。这对我们这些初涉社会学的人来说是相当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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