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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